閑來無事，我們以酒養(yǎng)生

從商周到兩漢，飲酒的風俗發(fā)生了一個顯著的變化——喝酒不再是貴族專享，而是逐漸普及，并最終平民化了。

漢代奠定了酒的“群眾基礎”——這一時期，國家統(tǒng)一，社會安定，農業(yè)生產的進步帶來了剩余糧食的出現，推動了釀酒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在各地出土的漢代畫像石、畫像磚或簡牘上不難發(fā)現，酒正成為一種平民風尚。山東諸城涼臺的“庖廚圖”中，釀酒已是生活日常；四川出土的畫像磚中，人們在繁華鬧市中的酒肆里沽酒。甚至是遠在大漠中的居延烽燧，也曾出土兩支記載酒曲價格的殘簡。在當時，即便是相對貧苦的農家，趕上了伏日、臘日，也會“亨羊炰羔，斗酒自勞”（《漢書·王莽傳》），一頓酒肉大餐，是辛勞后的犒賞。

從四川到居延邊陲，飲酒的普及，本身就是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一個標志。也正是在這一時期，酒的養(yǎng)生價值被逐漸認知與利用，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《養(yǎng)生方》和《雜療方》中，發(fā)現了迄今為止有關釀酒工藝的最早記載，說明當時人們對酒的藥用功能已有一定認識。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想象馬王堆墓主辛追夫人的生前日常：早上打上一套“最早的養(yǎng)生操”（《導引圖》）強身健體，閑來無事擼擼貓，拿著寫有“君幸食”和“君幸酒”（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吃好喝好）的器皿，吃一頓健康餐，喝一點養(yǎng)生酒。

酒的藥用養(yǎng)生價值，也出現在許多史籍記載中。東漢名醫(yī)張仲景在《傷寒雜病論》中記載了“婦人六十二種風，腹中血氣刺痛，紅蘭花酒主之”的藥酒之方。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為古代名醫(yī)事跡作《扁鵲倉公列傳》，兩位名醫(yī)主人公都曾談到對酒的理解，扁鵲所謂“其在腸胃，酒醪之所及也”，即以酒醪施于腸胃，可達到治病的效果。

養(yǎng)生意識與飲酒風尚的結合，更使飲酒成為一種日益流行的生活方式。

到了魏晉時期，酒稅儼然成為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，飲酒之風更遠勝前朝。這一時期，道家思想大行其道，其信眾常在丹藥或美酒中寄寓關于養(yǎng)生、健康的美好愿望。不少養(yǎng)生秘法紛紛涌現，《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》中就詳細地記載了20種藥酒之方，不僅包括釀造、服食的方法，也細致地說明了不同藥酒的功效。比如，胡麻酒可以“令人肥白，肌膚潤澤”，地黃神酒“續(xù)骨連筋”，天門冬酒“安神養(yǎng)氣”；而最醒目的功效，則是相當多的藥酒都可以“延年”——在頻繁的戰(zhàn)亂與政治動蕩中，人們強烈地感受到生命飄忽、人生短促，只能通過養(yǎng)生酒方，來維系一些對未來的希望。

當時的道家，多渴望通過丹藥與美酒來追求長生。比如，書法大家王羲之信奉五斗米道，既熱衷于服食丹藥“五石散”，也是好酒之徒——但人們很容易注意到丹藥帶來的許多失敗案例，于是更樂于轉向美酒，正如《古詩十九首》中所言，“服食求神仙，多為藥所誤。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紈與素”。

養(yǎng)生酒是否真的見效？時人智者見智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飲酒自有其精神層面的意義，人們在醉意中幻想自在從容的生活，在片刻須臾中感受永恒，未嘗不是一種“精神養(yǎng)生”。王羲之在酒意微醺中寫下不朽名篇《蘭亭序》，晚些的陶淵明也是隨性飲酒寫詩，尤其喜歡自己釀造的菊花酒。

人們寄情山水、把酒言歡，在酒后微醺中，與天地自然融為一體——不論在哪個時代，都是令人羨慕的精神狀態(tài)，也深遠地影響了人們對酒的認知與態(tài)度。這批魏晉時期的KOL們如果生活在今天，大概也都是出類拔萃的生活方式博主。

喝酒成為一種生活方式，是技術與思想雙重影響的結果。酒中蘊含著獨特的美好感受和寶貴的健康價值，在不同的社會環(huán)境中，有時成為縱情宴飲交際的橋梁，有時又轉為庇護隱逸安寧的籬墻。因此，人們紛紛舉杯，裊裊酒香飄入尋常百姓人家。

把握四季的脈搏，當節(jié)令成為養(yǎng)生酒的“下酒菜”

從王公貴族到平民百姓，對日常生活的關注與感受，促成了酒開始承擔越來越重要的“養(yǎng)生”角色。而秦漢時期又是中國禮儀、節(jié)俗、制度重要的定型時期，在相對平穩(wěn)安定的社會環(huán)境中，節(jié)日的風俗、日期基本穩(wěn)定下來，加上時令又是農業(yè)生產的重要指導——于是，酒與節(jié)日和時令結合為“節(jié)令酒”，以發(fā)酵的原酒為基酒，在其中又加入種類繁多的芳香物料或藥材，在不同時節(jié)飲用，則被賦予各種不同美好寓意。

椒酒、桂酒、菊花酒等，這些從小時候聽到長大的“節(jié)令酒”，早在千年前就已經出現。百姓多在農閑時釀酒，至春節(jié)期間，就要飲用屠蘇酒、椒酒、柏酒。相傳屠蘇可以祛疫，而椒是“玉衡星精，服之食人身輕耐老”，

花椒可以驅寒去惡，還有多子之意，柏“亦是仙藥”，也象征長青、高潔，因此都被賦予健康、長壽的美好寓意。

在東漢崔寔的《四民月令》中，便有人們在春節(jié)時飲用椒柏酒的場景，“子婦曾孫，各上椒柏酒于家長，稱觴舉壽，欣欣如也”。南朝宗懔在《荊楚歲時記》中也寫下了“于是長幼悉正衣冠，以此拜賀。進椒柏酒，飲桃湯”。不過，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飲酒的次序竟是“當從小起，以年少者為先”。

椒柏酒在寒冷新年中可以驅寒、保健，但這些原料聽起來有點“黑暗料理”的色彩。相比之下，秋天的菊花酒氤氳著芬芳甜美的氣息，接受度似乎就要高得多了。

到漢代，節(jié)慶的日程就已經頗為豐富。比如在重陽節(jié)時，人們佩戴茱萸、登高、飲菊花酒，可謂是借著過節(jié)的由頭去舉家秋游。唐人王維的詩中有“遙知兄弟登高處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，其實就是延續(xù)漢代的節(jié)俗。登高也好，插茱萸也罷，這些都可算郊游時的即興項目，而唯獨菊花酒卻是需要早做準備的。在漢代劉歆的《西京雜記》中就有記載，“菊華舒時，并采莖葉，雜黍米釀之，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，就飲焉”。由此可見，這“秋天里的第一杯酒”，回味的其實是去年秋天的滋味。

在品嘗菊花酒的人中，最著名的還屬陶淵明。在《九日閑居》中，他稱贊“酒能祛百慮，菊解制頹齡”；在《飲酒》中，他躬身采露，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”。在九月初九這長長久久的美好愿景中，花的香氣被酒精萃取、保留，也就這么長長久久地飄散下去。

這些漢晉時的古老酒事，其實到今天依然影響著我們的生活——因為它沉淀著“不時不食”的自然智慧。這句出自《論語》的古老名言，如今又成為不少都市年輕人的生活風尚。傳統(tǒng)農耕社會里，注重對自然世界變化的感受與總結，時令與飲食之間，當然存在著鮮明的對應關系。但隨著各種溫室技術、現代食品工業(yè)以及全球供應鏈的推廣，我們一度越來越難在餐桌上感受到四季的變換。對于久已脫離自然環(huán)境的年輕世代來說，通過飲食來重新建立對時令、節(jié)氣的體察與感悟，成了一種寶貴的儀式感。

秦漢魏晉時的節(jié)令酒，仍可以帶給我們不少啟示。無論身處何地，斟一壺酒，讀一本詩，便可在酒中感受到人生的滄桑，也把握著四季的脈搏。